父亲又要踏上去南方的路程了，我开车送他到达州火车站。临别时，我又一次看到他慢慢离去的背影，心底竟一阵酸楚。我不敢多看，将目光移开，避免父亲回头与我对视。
恍惚中，我的思绪飘回到二十多年前。
那天，父母亲把我和姐姐送到大姨家，一起吃了顿好的，然后偷偷从后门跑掉。但我还是发现了，跑出去追，他们已经跑到几十米外的小路上了。他们嘻嘻哈哈地在窄窄的田埂上跳着跑着，好像是在庆祝终于把我这个拖油瓶甩开了一样。我被大姨按着，坐在地坝里歇斯底里地喊叫，没见到他们回头，而是慢慢消失在公路旁的巷子里。直到现在，那种迫切渴求某个人不要离开的害怕、绝望，一直充盈于我脑海，久久不能消失。那年，我才四岁。
后来几年，我和姐姐先后在外婆、二姨、爷爷家寄养过。在那个大家都不富裕的年代，多两个人吃喝，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何况，各有各的事情忙，要是两个小孩出了差错，人家又如何交代？
据母亲讲，因担心照顾我们的爷爷奶奶年龄大，对付不了两个孩子，加上两三年没见，父亲终于在活路闲暇时候，决定专程跑一趟四川老家，将我们接往广东，与他们一起。
我记得，那是一个太阳明亮的中午，毒辣的阳光照着地坝，我们正在堂屋的大方桌上吃午饭，忽然从门外传来一声“均娃儿回来了！”我咯噔了一下，扔下筷子就往门外跑，远远看到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，从对面邻居家的地坝边向我走来。
他穿着一身灰白的衣服，像是洗过多次掉色了，脚上的皮鞋沾着同样灰白的尘土，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父亲干活时粘的水泥浆子，由于经常被浸染，洗不掉了。他一只手弯曲着，把着肩上的挎布包，斜着身子一高一低地向我走来，走近我时，另一只手掌沉重地落在我的头顶上。我记得那只手很重，重得让我差点摔倒。
“巍巍，爸爸回来了。”他摸着我的头。然后，周围的邻居和爷爷奶奶都围过来闲聊，我被遗忘在一边。我没有意料之中的欣喜或委屈，只是沉默着憨憨一笑。如今想来，兴许是长久别离，那种强烈的被时间冲淡了，又或这毫无征兆的相聚，让我无所适从。
几天后，我们便踏上了去往广东的路。那是我和姐姐第一次出远门，第一次坐长途汽车，第一次见到绿皮火车……印象最深刻的是达县火车站，闷热的暑假，火车站里堆着密密麻麻的人，大包小包地扛着、背着、拖着行礼。进站时，人与人紧贴在一起，狭窄的通道被挤压得叽叽作响。
我们被磕磕碰碰推上了火车，找到一个靠近车厢尾的地方站着。整个车厢塞满了形形色色的打工者，蹲着的、靠着的、躺着的，全是人。两边的行李架上塞了几层，没有多余的空隙，车子一动，仿佛会随时垮塌。要上厕所，根本没下脚的地方，一泡尿憋得实在没办法，只好踩梅花桩似地艰难挤出去。闷热的空间里，夹杂着泡面味、汗臭味，加上孩子的哭闹、大汉的鼾声、女人的叽呱声，让人越发烦闷。过道本就拥挤不堪，卖零食饮料的推车，却不时哐当哐当地撞着地板和座椅，吆喝着挤过来。那些坐在地上刚睡过去的汉子被拍醒后站起身，挪挪位置，推车一走，又一屁股坐下去，摇晃着脑袋，昏昏睡去。
我们迷迷糊糊地在火车上度过了三天三夜，终于下车了。一出站，父亲停下来，脱掉一只鞋子，从鞋底袜垫里抠出一张皱皱巴巴的五十元钞票，笑嘻嘻地在我们面前晃，说这下可以带我们去吃一顿好吃的了！我们吃的是当地的肉炒河粉。
父亲是六十年代生人，如今快到花甲之年，头发稀疏了，脸苍老得沟壑纵横。他贴了三十多年瓷砖，没挣到什么大钱，但他用自己的双手，撑起了这个家。父亲贴磁砖手艺超群，他做的活儿细腻精美，该契合的地方严丝合缝，不多不少，转角细微处，哪怕一厘米的宽度，也修饰得自然而好看。他不需要红外线和水平仪辅助，也能贴得展平垂直。
此时此刻，又一次望着父亲渐行渐远的背影，我心里却多了一份坚定。这么多年，我反复感受着这个背影的离开，它由高大、厚重、笔直，慢慢变成瘦削、单薄、弯曲，唯一没变的是永远的坚韧与执着。
一路走来，无论我在外求学闯荡，还是如今成家立业，常常咀嚼着世间百态，体验人情冷暖。每当夜深微凉，常常想起那个背影，我便不虚妄、不盲从、不堕落，也愈发明白那个背影确实离我越来越远了，我要加快脚步，一步步向他靠近。